柯林頓國務卿發表外交政策演説

美國國務卿希拉蕊•羅德姆•柯林頓（Hillary Rodham Clinton ）9月8日在對外關係委員會（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發表演説，強調解決當今的外交政策問題必須從地區和全球角度思考，看到國家之間、地區之間以及利益之間的交織和聯繫，指出美國必須堅持多邊外交併發揮領導作用。以下是演説全文，由美國國務院國際資訊局（IIP）翻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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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務院發言人辦公室

2010年9月8日

柯林頓國務卿關於美國外交政策的演説

對外關係委員會

華盛頓哥倫比亞特區

柯林頓國務卿：非常感謝你，理查德。能夠帶著兩隻有用的手臂返回委員會，感覺真是太好了。[國務卿上次在此演講時因手臂骨折挂著繃帶——譯者注] 我為此很高興，謝天謝地。也感謝你提到自從我就任國務卿以來最難對付的一件工作——為女兒籌辦婚禮。我在世界各地的許多熱點地區訪問時一直對人們説，這是我所承擔的所有任務中最勞神費心的一樁事情。（笑聲）看到這麼多朋友和同事，並有機會再次在這裡與諸位探討我們國家的境況和我本人所期望看到的前進方向，這的確令人興奮。

顯然，我們許多同事以及今天在坐的許多人都剛從暑假歸來。昨天國務院的場面就好像是新學期的第一天，每一個人都參加了早班會——（笑聲）——大家看上去都比度假前氣色好多了。還有一點也很明顯，那就是我們大家都沒有得到休息，過去幾週中發生的事件把我們忙得不可開交。

我們正在作出努力，支持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之間的直接會談。下星期我將前往埃及和耶路撒冷出席第二輪會談。我們在伊拉克的軍事行動已經結束。我們正在轉移和過渡至一個前所未有的、由非軍事機構主導的合夥關係。我們正在加大對伊朗的國際壓力，促使它就其核項目認真談判。我們和巴基斯坦共同努力，幫助該國從造成巨大破壞的水災中恢復，並繼續打擊暴力極端主義。另外，毫無疑問，阿富汗的戰爭在我們的頭腦中和日程中一直佔據首要位置。

所有這些挑戰，沒有一項是孤立存在的。以中東和談為例，在一個層面上，這是雙邊談判，僅僅涉及兩個民族和一塊相對較小的土地，但如果退後一步擴大視野，就會看到上星期開始的進程顯然對整個地區乃至全世界都具有重要意義，也會看到中東四方（Quartet）——即美國、俄羅斯、歐盟和聯合國——以及阿拉伯聯盟（Arab League）等方面正在發揮的重要作用以及至少同樣重要的是，美國的參與起著何等關鍵的作用。

解決當今的外交政策問題要求我們從地區和全球角度思考，要求我們看到國家與國家之間、地區與地區之間以及利益與利益之間的交織和聯繫，要求把各方聚集在一起——這只有美國能夠做到。

我認為，和過去一樣，今天世界依然對我們有著很高的期待。當多年的仇敵需要一個公正的調解者，或基本自由需要一個捍衛者，人們向我們求助。當發生地震或洪災時，當流行病爆發或不斷蒸騰的緊張局勢演變成暴力衝突時，世界期盼我們施以援手。在訪問世界各地時，我從我所遇到的人們的臉上看到這種期待，不只是對美國所倡導的機會與平等懷有美好希望的年輕人，還有經驗豐富的外交官和政治領袖，無論是否明言，他們在與美國的交往中看到的是有原則的承諾和積極進取的精神，而且他們也的確希望美國發揮領導作用，而不僅僅是參與。

能夠在世界上任何一個遙遠的角落代表這個偉大的國家讓我無比自豪。我父親在大蕭條年代長大，並曾訓練在太平洋地區作戰的年輕水兵，我的女兒是新一代的美國年輕女性，她這一代人以新的、令人振奮的方式與世界交往，從這兩代人的經歷中，我看到美國的希望和進步，我對我們的人民懷有無比的信心，這種信心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堅定。

我很清楚，對於許許多多美國人來説，現在是一個艱難時期，但困難與逆境從來沒有征服我們的國家或讓我們灰心喪氣。縱觀我國歷史，無論是在熱戰或冷戰時期、在經濟困難時期、或在追求一個更加完美的聯邦的漫長歷程中，美國人民始終勇於面對挑戰。我們就是這樣一個民族，這種品質寓于我們的基因之中。我們確實相信，未來不可限量，成功永無止境。

然而，在多年的戰爭和動蕩之後，人們難免會想：美國和世界的未來將會怎樣？

因此，我要在這裡明確表示：美國能夠、必須、也必定在新世紀中發揮領導作用。

的確，當今世界的複雜性及其關聯性孕育了一個新的美國時刻（American Moment），在這樣一個時刻，美國在全球的領導作用極為重要，儘管我們常常需要採取新的領導方式；在這樣一個時刻，世界從來沒有如此迫切地需要我們具有的民族特質：開放和創新、捍衛核心價值觀念的決心和為之奉獻的精神。

我們必須通過艱苦的工作和富有魄力的決策來緊緊抓住這一時刻，為美國在未來數十年中持續發揮領導作用奠定基礎。

但是，這絕不是説美國應該單槍匹馬地衝鋒陷陣，完全不是這樣。世界之所以對美國寄以厚望，是因為美國有能力、有決心動員各方共同努力，解決諸多全球性問題，在捍衛自身利益的同時推動進步。就此而言，我們的作用無可企及。

對於美國，全球領導地位既責任重大，又是一個無與倫比的機會。

一年多以前我曾來到對外關係委員會，探討在一個變化的世界中，歐巴馬政府關於美國領導地位的構想。我當時呼籲建立一個新的全球架構，使各國能夠走到一起，結成夥伴關係，解決共同的問題。今天，我希望進一步闡述這一理念，但特別要解釋一下我們如何將之付諸實踐。

這個架構是一個為我們的共同目標服務的藝術性和科學性的結構設計，既要持久，又能承受壓力。它是我們要謀求建立的；它是一個由聯盟和合作夥伴、區域組織和全球機構結成的網路，它有足夠的耐力和活力，幫助我們迎接今天的挑戰，針對我們甚至無法想像的威脅——正如我們的父母做夢都不曾想見冰川消融或臟彈一樣——作出調整。

我們知道這是可以實現的，因為歐巴馬總統的白宮前任們和我在國務院的前任們曾經做到了。在二次大戰後，我國興建了橫貫大陸的鐵路、流水作業線、摩天大樓，將注意力轉向建立全球合作的支柱。許多人擔心的第三次世界大戰終未發生。千百萬人擺脫了貧困並第一次行使自己的人權。這些都是美國兩大政黨領導人多年來打造的全球架構帶來的好處。

但是，這個架構當時是在一個不同的時代和一個不同的世界中發揮作用的。正如歐巴馬總統所説，今天，這個構架“越來越難以支撐新生威脅的重壓”。主要大國間和平相處，但是新的角色——有好有壞——在國際事務中的影響越來越大。我們面臨的挑戰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複雜，我們應對這些挑戰所需的措施也應如此。正因為這樣，我們要建立一個能夠反映並把握21世紀現實的全球架構。

我們知道，聯盟、夥伴關係和機構組織不能、也不會自行解決問題。只有人民和國家才能解決問題。但是一個架構可以通過支持締結聯盟和達成折衷——這是外交的日常事務——而使採取有效行動變得更為容易。它可以使尋求共同利益並將之化為共同的行動更為便捷。它可以幫助使新興大國根據明確的義務和期望融入國際社會。

我們不幻想能在一夜之間實現這些目標，也不幻想國家間會突然不再有利益分歧。我們知道，考驗我國領導地位的是我們如何應對這些分歧以及如何激發各國和各國人民，使他們即使有著不同的歷史、不平等的資源和相互抗爭的世界觀，也能夠因其共同的追求而走到一起。我們知道，我們解決問題的辦法必須因問題的不同和夥伴的不同而異。因此，美國的領導作用必須是動態的，就像我們所面臨的挑戰一樣。

但是我國的領導作用中有兩個不變因素，它們是今年5月公佈的總統國家安全戰略（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的核心，並貫穿于我們的一切工作之中：

一是振興國家，鞏固我國的實力根基，特別是經濟力量和道德權威。這不僅限于要確保我們有推行外交政策所需的資源，儘管它極其重要。我記得我還是小姑娘時，曾被艾森豪威爾總統發出的教育能夠幫助我們贏得冷戰的號召所激勵。我真的把這話放在心上。我不喜歡算術，但是我想我必須為我的國家而學習（笑聲）。我還認為，我們必須投資于我國人民和我國的基礎設施。

艾森豪威爾總統的話不錯。美國的偉大在很大程度上一向源於我國經濟的活力和我國人民的創造力。今天，我們發揮全球領導作用的能力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要取決於在國內建設牢固的基礎。因此，債務增加和基礎設施衰敗對國家安全構成非常切實的長期威脅。歐巴馬總統懂得這一點。各位可以從他在本週宣佈的新的經濟舉措和他扭轉經濟的不懈努力中看到這一點。

第二個不變因素是國際外交——優秀、傳統的外交，致力於團結各國解決共同的問題並實現共同的願望。正如迪安‧艾奇遜（Dean Acheson）在1951年所説，“贏得他人支持的能力與強制能力的重要性不相上下” 。為此，我們修復了已有的聯盟並結成了新的合作夥伴。我們增強了相關機制，鼓勵合作，不鼓勵袖手旁觀，抵禦可能破壞全球進步的勢力。我們倡導作為美國核心特徵的價值觀。

但不要誤會。本政府當然也致力於保持世界歷史上最偉大的軍隊，如果需要，我們會積極捍衛自己和我們的友邦。

經過一年半多的時間之後，我們已經開始看到這一戰略的回報。我們正在推進美國的利益，在一些最緊迫的挑戰方面正在取得進展。今天，我們可以滿懷信心地説，這種美國領導的模式是卓有成效的，因為它調動我們掌握的每一手段為我們國家利益發揮作用，而且它在這個危險的世界上能帶來最大的希望。關於執行這項戰略，我想簡述一下我們正在採取的幾個步驟。

首先，我們求助於我們最親密的盟友，這些國家同我們有著一樣的最根本的價值觀和利益，和我們一樣致力於解決共同的問題。從歐洲和北美到東亞和太平洋，我們正在更新和深化作為全球安全和繁榮基石的聯盟。

關於歐洲我要特別説幾句。11月，我有幸參與慶祝柏林墻倒塌20週年，柏林墻的倒塌為歐洲分裂的過去畫了句號。今年夏天在波蘭，我們慶祝民主共同體（Community of Democracies)成立10週年，它面向著一個更燦爛的明天。這兩件事情提醒我，我們已經有了多麼長足的進展；我們從我們的價值觀和願望的共同源泉中汲取了如此的力量。美國和歐洲之間的聯繫是通過戰爭和警覺的和平鑄造的，但它們植根于我們對自由、民主和人類尊嚴的共同承諾。今天，我們與我們在那裏的盟國共同應對幾乎每個全球性的挑戰。歐巴馬總統和我為在歐洲加強我們的雙邊和多邊關係作出了積極努力。

裏斯本[條約]之後的歐盟正在擴大其在全球的作用，我們的關係正因此而發展和變化。在我們適應像歐盟議會（EU Parliament）這樣的有影響力的新角色的過程中，將會出現一些新的挑戰，但是這些都是朋友間的爭論，比之我們共有的根本利益和價值觀是第二位的。而且毫無疑問，一個更強大的歐盟對美國有利、對世界有利。

當然，北約仍是世界上最成功的聯盟。與我們的盟友一起，包括來自中歐和東歐的北約成員國，我們正在起草一個新的《戰略概念》（Strategic Concept)，它將幫助我們不僅迎擊傳統的威脅，而且應對像網路安全和核擴散這些新出現的威脅。就在昨天，歐巴馬總統和我同北約秘書長拉斯穆森討論了這些問題。

在9月11日美國遭到襲擊之後，我們的盟友首次啟用了北約憲章的第5條。他們加入了我們打擊“基地”組織和塔利班的鬥爭。在歐巴馬總統重新調整在阿富汗的使命之後，他們提供了數以千計增援部隊和重要的技術援助。我們對我們的盟友繼續作出的犧牲表示敬意，並認識到當我們共同努力時，我們就最有力量。

我們聯盟的一個核心原則是責任分擔。每個國家必須恪守己任。美國的領導地位並不意味著一切由我們自己做。我們貢獻我們的份額，往往是最大的份額，但對我們與之協力的政府和人民我們也有很高的期望。

幫助其他國家發展解決自己問題的能力——以及參與解決其他共同的問題——長期以來一直是美國領導地位的標誌。我們對歐洲的復興、日本和德國的轉變所作的貢獻眾所週知。我們把它們從侵略者轉變成盟國，使南韓成長為現在為全球進步作出貢獻的生機勃勃的民主國家。這些都是美國外交政策上最值得驕傲的一些成就。

在這個各國互相連接的時代，美國的安全和繁榮比以往任何時候更加依賴於他人負起責任，在各自國家化解威脅和應對挑戰。

這就是為什麼我們全球領導的第二個戰略步驟是幫助開發發展中國傢夥伴的能力，幫助各國獲得他們解決自己的問題所需要的工具和支持，幫助人民使自己、家庭、社會擺脫貧困、遠離極端主義，走向可持續發展。

在歐巴馬政府中，我們把發展視為戰略、經濟和道義之必須，對推進美國的利益至關重要——像外交和國防一樣重要。然而，我們的做法不是為發展而發展；是解決問題的綜合戰略。

請看在巴勒斯坦領土上進行的建立機制、促進經濟發展的工作，這些吉姆‧沃爾芬森 (Jim Wolfensohn)有親身體驗。美國投資數億美元為巴勒斯坦進行能力建設，因為我們知道當地的進步會帶來安全的改善，幫助未來的巴勒斯坦國奠定基礎。這也為談判創造更有利的條件。新的巴勒斯坦保安部隊所顯示的信心已經作用到以色列領導人的決策考量，美國和約旦等合作夥伴一起支持打造了這支保安部隊。但是，主要責任在於巴勒斯坦權力機構自己所作出的決定。因此，通過我們的幫助和他們的勇氣與決心，我們看到進步，不僅對談判起作用，而且為達成最終協議注入了更大的希望。

這當然是應當做的事情。這一點我們看法一致。但不要誤會，它植根于我們的理解，即當所有的人被賦予更多的機會的手段時，他們更願意為和平而承擔風險。而這話用在婦女身上尤為真切。你知道我不會演講通篇而不提到婦女和婦女的權利。我們堅信，投資為婦女創造機會會推動社會和經濟的進步，而這不僅有利於她們的家庭和社會，而且還有一種彈力效應，對其他人包括我們自己都有利。

同樣，在孟加拉和迦納這樣的國家投資是寄望于未來他們將與鄰國和其他國家不僅解決自身面臨的相當困難的貧窮挑戰，而且隨後會有助於形成實力堡壘，給那一地區傳遞一種不同的資訊。我們也考慮到那些迅速發展和已經有相當影響的國家，像中國和印度、土耳其、墨西哥、巴西、印度尼西亞、南非以及俄羅斯等。

為此，我們的第三個主要步驟是深化與這些新興影響力中心的接觸。這不僅涉及我們和盟國的利益，也涉及世界各地人民的利益，他們正在以建設性的方式發揮地區性和全球性作用。作為二十一世紀的大國意味著必須承擔一份責任，致力於解決共同面臨的問題，並遵守一套從知識産權到基本自由的各個方面的可謂行路規則。

因此，通過擴大雙邊磋商以及由地區和全球機構協調的磋商，我們的確希望這些國家開始承擔更大的責任。例如，在我們和中國最近的戰略與經濟對話中，第一次把發展列入議程。在這方面，中國著眼于其商業利益，但是我們希望開始討論，以便更好地協調，我們或可就發展的最佳途徑分享我們的經驗教訓。在一個非洲國家中，我們正在建一家醫院，中國則在修築一條公路；我們認為讓這條路通向這家醫院是一個很好的想法。正是這一類的討論能夠改變我們兩國都在接觸的人們的境遇。

作為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國家，印度在基本價值觀和廣泛的國家與地區利益方面[與我們]有很大的共同之處。我們正為這一不可或缺的夥伴關係奠定基礎。歐巴馬總統將通過他在十一月的訪問把兩國關係提升到新的水準。

本屆政府就職時，美國和俄羅斯的關係正在降溫冷卻，回到了冷戰時期的猜疑狀態。這種局面可能讓間諜小説家和紙上談兵的戰略家歡欣鼓舞，但是嚴肅對待核擴散等全球性問題的任何人都明白，如果美俄雙方不開展合作，將會一事無成。因此，我們重新重視兩國的關係。我們提出的關係不僅立足於共同尊重，也包括共同責任。

過去十八個月中，我們：簽署了歷史性的新裁軍條約，參議院將在下周審議；與中國和聯合國安理會合作，對伊朗和北韓實施嚴厲的新制裁；簽署了過境協定，以支持我們在阿富汗的行動；成立了新的雙邊總統委員會，促進公民社會之間的交流，建立更緊密的民間紐帶；當然，正如我們在這個夏天所知，間諜小説家仍然有很多寫作素材，所以這是一種雙贏關係。（笑聲）

與這些新興大國合作並非一帆風順或毫無障礙。分歧是不可避免的。在中國人權或俄羅斯佔領喬治亞等問題上，我們完全沒有共識，但美國將毫不猶豫地表明並堅持我們的立場。當這些國家不承擔隨著影響力擴大帶來的責任時，我們將盡力鼓勵它們改變路線，同時和其他夥伴一起奮力前進。不過我們明白，在二十一世紀，如果不加強全面合作，要建立我們所期望的未來，必將困難重重，甚至無法成功。

因此，我們的目標是建立卓有成效的關係，即使出現分歧也不會破裂，並能夠繼續合作。其中的一個核心要素是與這些國家的人民直接交往。科學技術和通訊速度以及民主的傳播——至少在技術領域——已賦予人民發言權，要求對自己的未來發表意見。即使在威權國家，公眾輿論和參與熱情也有重要意義。所以在我訪問的幾乎每一個國家，我會晤的人都不僅限于政府官員。在俄羅斯，我在所剩無幾的獨立廣播電臺之一接受訪談。在沙烏地阿拉伯，我在女子學院與學生直接對話。在巴基斯坦，我對我們能夠接觸的每一位記者、學生和商業領袖回答問題。

因此，我們在擴展與新興影響力中心的關係時，也努力通過接觸影響其公眾。我在印尼、剛果民主共和國、巴西及其他國家接受訪談時一再聽説，對於普通人而言，來訪官員回答公眾提問是多麼新奇的做法。所以我們不僅接觸公眾，擴展和解釋美國的價值觀和看法，同時也在向那些國家的領導人傳遞資訊。通過這樣做，我們清楚地表明：我們對他們有更多期待，也希望從地區著眼應對我們面臨的挑戰。

試想阿富汗和巴基斯坦兩國與暴力極端主義相關的複雜變化因素及其向世界其他地區的擴散，或者伊拉克重新融入鄰近國家的進程——這確實是棘手的鄰里關係。地區因素不會保持原狀。還有很多其他力量夜以繼日地要影響這些特定局勢的後果。

我們也明白，對於何為正確的結果或者適當的地區性機構，中國和巴西等新興大國都有自己的主張，並且致力於實現這些主張。因此，我們的朋友、我們的盟國和全世界與我們持有共同價值觀的人們都依賴我們保持積極接觸，所以我們的第四個戰略步驟是重新踐行美國的承諾，在跨越大西洋和太平洋以及西半球的關係中擔當積極的領導者。

在一系列演説以及與夥伴的不斷磋商中，我們表明瞭地區合作的核心原則，也已努力加強機構，以適應這些新的情況。

以亞太地區為例。在本屆政府就職時，姑且不論其公平與否，人們普遍有一種美國在當地缺席的感覺，所以我們從一開始就表明我們重返該地區。我們重申與南韓、日本、澳大利亞等親密盟國的紐帶，並加深了與中國和印度的接觸。

目前，亞太地區促進有效合作和減少競爭摩擦的健全機構不多，因此我們已開始建造一個有美國深度參與的、協調性更強的地區結構。

在經濟戰線上，我們擴大了與亞太經合組織(APEC)的關係。亞太經合組織的成員包括美國前四大貿易夥伴，接受了美國60%的出口産品。我們希望從更大程度的經濟一體化中獲得利益。而要做到這一點，我們必須有發揮作用的意願。為了達到這個目的，我們正在努力使與南韓的一項自由貿易協議獲得批准，我們還在爭取與跨太平洋合作夥伴（Trans-Pacific Partnership）的國家達成一項地區性協議。我們知道，那樣做有助於在我們國內創造新的就業與機會。

我們還決定與東亞峰會（East Asia Summit）進行接觸，鼓勵它發展成一個基本的安全和政治機構。我將代表美國出席今年在河內召開的東亞峰會，為2011年總統出席下一屆峰會做準備。

在東南亞，東南亞國家聯盟（ASEAN）成員的總人口實際上已超過6億。美國在東盟的商業投資高於在中國的投資。為了加強我們與東盟的關係，我們簽署了《東南亞友好合作條約》（Treaty of Amity and Cooperation），另宣佈我們準備在雅加達設立駐東盟使團並任命一位大使，同時還承諾主辦美國-東盟年度峰會。

因為我們了解到亞太地區的重要性將與日俱增，發展這些機構有助於建立對穩定與繁榮至關重要的合作模式。

現在，在全球範圍內，有效的機構具有同樣的重要性。因此我們的第五個步驟是，與全球的各類機構重新接觸，致力於促進這些機構的現代化，以應對我們面臨的與日俱增的挑戰。顯然，我們需要的是一些靈活、廣泛、相輔相成的各種機構，而不是為了各自的利益和勢力範圍彼此爭鬥。我們需要它們發揮富有成效的作用，統籌我們的共同努力，並實施一種既有權利又有責任的制度。

目前，聯合國仍然是唯一最重要的全球性機構。我們經常看到聯合國發揮的重要作用：安理會（Security Council ）對伊朗和北韓實施的制裁；維和部隊在蒙羅維亞（Monrovia）和太子港（Port-au-Prince）的街道上巡邏；救援人員在巴基斯坦援助遭受水災的災民及達爾富爾地區流離失所的居民；最近，聯合國大會設立了一個稱為“聯合國婦女”（UN Women）的新實體，負責促進性別平等，擴大婦女與女孩的機會並解決她們面臨的暴力和歧視問題。

但我們也經常看到聯合國的局限性。正如在座的許多人所了解的那樣，要使聯合國192個會員國在機構改革問題上達成共識是十分困難的，其中包括安理會的改革，而且在這個問題上尤其如此。我們認為美國必須為改革聯合國發揮作用，我們主張，對安理會進行的改革應有助於加強聯合國的總體表現，提高聯合國的有效性和效率。我們同樣堅定地支持在運行方面的改革，使聯合國的外地特派團隊能更迅速地進行部署，獲得數量足夠的良好裝備和訓練有素的部隊及警力，並必須具備領導能力和民事專業知識。我們不僅贊成而且要求實行管理方面的改革，同時必須厲行節約，杜絕浪費、欺詐和濫用行為。

當然，成立聯合國的意圖從來不在於應對每一項挑戰，聯合國也不應該如此。因此我們正在與其他組織合作。為了對全球金融危機作出反應，我們增強了20國集團（G-20）的功能。我們召開了前所未有的第一屆核安全峰會（Nuclear Security Summit）。各有關機構，無論是新還是舊，其有效性均取決於其成員的承諾。我們已經看到上述事業獲得了一定程度的承諾，我們將繼續使之發揚光大。

我們關於氣候變化的努力——我看到我們的特使托德‧斯特恩（Todd Stern）在座——是一個範例，顯示了我們如何通過多種渠道和機制工作。《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United Nations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程式允許我們各方——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北方和南方、東方和西方——在同一個框架內努力，迎接這一共同挑戰。

但是，我們也建立了“主要經濟體論壇”（Major Economies Forum），以關注排放量最大的國家，包括我們自己。當談判在哥本哈根陷入僵局時，歐巴馬總統和我與中國、印度、南非和巴西[領導人]會晤，努力達成妥協。隨後，我們與歐洲和其他地區的同事達成了一項共識，這項共識遠非完美，但使得這次峰會免於失敗，並且使我們能夠進一步擴大進展，因為有史以來第一次各主要經濟體作出了減少碳排放、以透明方式報告減排努力的承諾。

我們知道就實質性問題還有大量工作要做，必須繼續強調民主、人權和法治，以便我們的努力能夠牢固地融入這些機制的基礎。

我對此項工作十分重視，因為如果不反抗壓迫、抵制對人權的壓力、最終把基本自由擴大至長期以來一直沒有自由的地方，那麼嘗試建立二十一世紀的機制就毫無意義。

這是我們的第六個主要步驟。我們支持和捍衛《聯合國憲章》（UN Charter ） 和《世界人權宣言》（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中包含的普世價值，因為今天對這些原則的威脅隨處可見，在太多的地方新生民主制度正在為奠定堅實的基礎而經歷艱苦的鬥爭，威權政體正在壓制公民社會和多元化。一些領導人把民主視作有效行使國家權力的障礙。因此，這種世界觀必須在各地予以應對和抗擊。民主需要捍衛。把人權變為人類現實的鬥爭需要旗手。

這項工作從國內開始，延伸至世界各地。我們拒絕接受在安全和我們的價值觀之間必須作出取捨的錯誤觀點。人權一直是我們外交和發展日程中的要素，即使對於那些我們在許多問題上需要與之合作的國家，例如埃及、中國和俄羅斯。我們承諾在二十一世紀的電子世界中捍衛這些價值觀。關於我們在二十一世紀的治國方略和電子外交已經有過很多表述，但我們確信這是我們能夠利用的另一件重要工具。

今年夏天，我在克拉科夫（Krakow）宣佈建立一個新基金。支持世界各地的公民社會以及遭遇困難的非政府組織，這是美國政策的一個持續要點。

那麼，所有這些步驟——加深與盟友和新興強國之間的關係，加強各種機制和共同價值觀——如何相互配合推進我們的利益呢？我們只需要回顧一下過去一年中我們如何採取措施制止伊朗的挑釁性核活動及其一系列違反國際義務的行為。現在仍然有大量工作要做，但是我們在應對伊朗挑戰方面展示了美國在實際行動中所能發揮的領導作用。

首先，在為解決伊朗問題的國際外交努力中，我們把美國看作一名全面合作的夥伴和積極主動的參與者。過去我們一直置身於場外旁觀，坦率地説，這種位置不能令人滿意。由於我們堅持表示願意與伊朗直接接觸，我們恢復並加強了與盟友之間的磋商，使為缺乏進展而提出的所有託詞失去了依託。

其次，我們尋求把這個問題置於全球不擴散框架之內。在這個框架中，行路規則對所有各方都很明確。為了發揮帶頭作用，我們重新啟動了自己的裁軍項目。我們加強了對國際原子能機構（IAEA ）等全球性機構的支持，提升了該國際體系的權威，另一方面，伊朗繼續一意孤行，日益孤立，最近由於拒絕接受來自俄羅斯和中國的國際原子能機構檢查員而受到譴責。其頑固不化的態度對所有國家必須遵守的規則構成了一個挑戰。

第三，我們加強了與那些我們的外交成功需要其幫助的國家的關係。通過典型的“皮鞋外交”[面對面外交，不依賴電子通訊手段——譯者注]，我們建立了廣泛的共識，即如果伊朗履行其義務，就會受到歡迎，得以重返國際社會；如果伊朗繼續抵制，也必須承擔責任。

今年春天，聯合國安理會通過了最有力、最全面的一組制裁措施，隨後歐盟嚴格地實施了此項決議。許多其他國家正在實施它們自己制定的附加措施，這些國家包括澳大利亞、加拿大和挪威，日本最近也加入了這一行列。因此，我們認為伊朗已經開始感受到這些制裁措施的影響。但是，除了政府的作為之外，國際金融和商業部門也開始認識到與伊朗做生意的諸多風險。

但是，制裁和壓力本身並不是目的，而是推動通過談判解決問題的手段，我們和我們的合作夥伴繼續致力於尋求通過談判解決問題。伊朗領導人面臨的選擇是清楚的，他們必須決定是接受其義務還是進一步走向孤立，承擔與之相關的代價。伊朗何去何從，我們拭目以待。

我們接下來的使命是繼續發展這一方式，開發我們需要的手段，而且必須加強文職人員的配置。我去年來到這裡時，正值我們開始向國會闡述我們必須有更多的外交官和發展領域的專家。我們必須壯大外交和文職人員的隊伍。國會那時候批准了對增加1100名外交和文職人員的撥款。美國國際開發署（USAID）展開了一系列改革，以便重新成為世界上的首要發展援助機構。我們需要在各個方面進行重新思考、改革和調整。在這個預算緊張的時期，我們不僅必須明智地把握資源，而且必須向美國納稅人和國會證明這是一項重要的投資。正是出於這個原因，我啟動了前所未有的“四年度外交和發展審議” （Quadrennial Diplomacy and Development Review），我們稱之為QDDR。這是對國務院和美國國際開發署的全面審議，以便於對我們如何能夠在裝備、資金和組織方面做得更好提出建議。今後幾個星期，隨著審議結束和結果公佈，我將更多地談到這一點。

但是，我們認識到我們所開展的努力範圍極廣。我的一些前任提供了極好的忠告。其中最經常提到的一個忠告是：你可以管理那座大樓或者管理世界，但你不能兩者兼顧。（笑聲）我們正在兩者兼顧，所以從一開始就是個難成的使命。

但是，我們並不是孤軍作戰。我們在同國防部建立更密切的合作。鮑勃•蓋茨（Bob Gates）一直是我今天表述的我們這一立場的最堅定倡導人。他不斷促使國會為我們提供必需的撥款。不過，這裡有一個合理的問題，你們中有一些人也提出過，我知道是在報章和其他場合，即：你們如何能夠設法處理或至少對付乃至盡力去解決所有這些問題？

但是，在事事引起公眾高度關注的今天，我們的回應是：我們能夠放棄什麼？我們能夠擱置什麼？讓發展靠邊？暫緩處理某些熱點衝突？不再盡力防範其他衝突解凍和白熱化？我們是否放棄考慮民主和人權？我認為這既不可能，也不可取。這不是美國人做事的方式，但這確實需要在戰略上有極大的耐心。

我國軍隊從伊拉克以及最終從阿富汗返國後，我們仍將介入外交和發展工作，努力在世界上消除核威脅，扭轉氣候變化的局面，根除貧困，遏制艾滋病毒和艾滋病的流行，減少饑餓和疾病。這些不是一年乃至一屆總統要做的事，而是畢生事業，幾代人的事業。

美國為建設我們希望在今後幾十年生活于其中的世界作出了幾代人的承諾 。我們不能背離這一責任。我們這個民族一貫認為我們有能力掌控我們自己的命運，開闢一條新的和更美好的道路，而且坦率地説，要帶領世界各地的志同道合者一道前進。因此，我們將繼續盡一切努力，秉承最優良的傳統，在國內和國外發揮美國的領導作用，為我們的孩子和世界各地的孩子建設更加和平繁榮的未來。

謝謝各位。（掌聲）